每个人的迁移变量都有三个方面，个人特征，如婚姻年龄以及性别和受教育的年限；家庭禀赋，比如家庭的社会网络、最高受教育水平；以及家庭的构成和经济冲击变量，也就是老年人数，家庭中的劳动力数等。

　　遗憾的是，依附在城市户籍“经济冲击变量”正在不断地加大，工资待遇，晋升机会社会福利以及获得的其他社会公共服务。

　　这些冲击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城市差距：

　　收入差距：大陆城市中深圳的工资水平最高，其次数上海和珠海，年薪平均52495.5元，工资最低的城市是呼和浩特、西宁、兰州 等。其中，上海市西宁工资的三倍，深圳的工资将近呼和浩特的四倍。

　　就业差距：在中国，北京报考公务员的机会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房价差距：深圳房价平均22304元，上海的大概在20186元，而德州的在2615元煤平方米。平顶山2561元，可见相差将近十倍。

　　物价差距：在上海每斤青菜2元，是南通市的一倍。大米每斤1.5元，差距最大的将达六倍。

　　另外，户籍还附带社会保障差距，教育水平差距等等。这些差距，无形之中引导了人们的流动。

　　收入和就业机会是迁移的基本动因，人都追求更好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由于生活成本的提高，所受教育的水平，对户籍迁移的能力掌握也已经大不相同。

　　物价和房价是迁移的重要因素。蜗居和蚁族表明了迁移的动态性。当人口和资金向最能创造经济效益的地方流动时，这个地方的住房用地必然会日益成为稀缺资源，房价也就成为了迁移的最主要的因素了。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如何将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群安定下来，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另外，潜在的迁移者没有获得城市永久居住权的预期，中国迁移人口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性具有季节性和集中性等特点。

　　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地区间的流动性比较小，地区间的总体流动率为8%。该数据表明高校毕业生在选择就业城市时集中在大城市，一般选择就业城市后城市间流动性较小。

　　外来务工人员呈现出季节性的特点，由于钟摆式的流动模式，这种频繁流动所带来的迁移成本较大，使得迁移半径受到限制，因而出现民工荒

　　中国的非正式迁移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的社会群体。单纯的户籍迁移已无法反应整个社会的流动和活跃的程度。多以社会上出现了，房价炒作，民工荒，白领荒和富士康10跳等。

　　人口迁移已经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失衡：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贫富失衡。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优质社会资源像发达国家那样像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地区均匀分布。但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人口和资金仍向大城市以及长三角和珠三角聚集。

　　迁移最终结果是大城市的“推力”和小城市的“拉力”。

　　由于户籍制度仍然执行着分割城乡居民的职能，这个领域改革没有完成，就意味着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升级仍然存在制度性障碍。

　　从本质上看，城市户口附带的含金量越高，城市化进程成本就越高；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以推进。

　　在这种矛盾的作用下，中国需要解决人口合理分布这个核心问题。需要政府干预，增加中小城镇的迁移价值，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和资金向中心城市过度集中。

　　中小城户籍迁移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城镇的户口是否有多少含金量，即城镇政府是否保证提供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公共服务；第二，城镇的发展是否从劳动力流动中获得资源配置效益，如让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就必须建筑大量廉租屋和低价商品房。

　　如果各级地方政府能够逐步认识到，只有推动城市化才能给地方经济增长创造新空间，而且哪个地方的城市化快，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才能给提升地价创造条件，就会有推动城市化的动力。

　　因此，要妥善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包括土地征用、城镇拆迁安置、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和谈判机制，防止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谋侵害群众利益。

　　只有通过正常的流动秩序，才能将户籍的价值降到最低点。

　　那么，整个国家人才需求结构就会出现积极变化，经济调控、产业转型趋于均衡，中国人工作状况和生活品质就会大大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幸福充满向往。

　　因此，中国人的“户口”值多少钱 ？取决于城镇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