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不应当是纯粹的政治任务，更有其法理要求。“稳定”我们必须将其放到社会生活的大环境中，科学意义上的“稳定”当具有以下特征：动态、健康、有序、活泼、持续。在“稳定”被泛政治化理解的语境下，我们难免陷入偏狭的死胡同，忽视“稳定”所固有的正义内涵。“正义是政府的目的”，尊重人的人格的自主性乃是正义的基础

　　读罢任和平的《“维稳怪圈”是怎样形成的》一文后，心绪难以平静，一为“维稳怪圈”原因的纠缠，二为“维稳怪圈”破解的思量。“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2010年4月19日《中国青年报》)在我国法治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把法治思维和法治路径作为破解“维稳怪圈”的主体药方。

　　首先，维护稳定和保持秩序是法治的本来要义。英国的麦考密克和捷克的魏因贝格尔在《制度法论》一书中指出，“法律是一种社会的规范制度，它具有强制的约束力，而且与一个有组织的制度联系在一起担负执行法规的特别任务。法律是构成个人和集体在其中活动的社会框架的要素。从实质上看，它倾向于保护个人的自由的道德人格和调整社会生活。”相比人治，法治所追求的是一种可供预期的稳定和可供享受的秩序，但是法治下的社会有一个显著的要求，那就是法治在生活中具有最大程度的权威性，即良好的法律并被信仰。

　　其次，稳定不应当是纯粹的政治任务，更有其法理要求。“稳定”一词，我们不能对其进行静态理解，必须将其放到社会生活的大环境中，科学意义上的“稳定”当具有以下特征：动态的、健康的、有序的、活泼的、持续的。在“稳定”被泛政治化理解的语境下，我们难免陷入偏狭的死胡同，从而忽视“稳定”所固有的正义内涵。“正义是政府的目的”，“尊重人的人格的自主性乃是正义的基础”。西方的这两句法律名言告诉我们，政府把尊重人和发展人作为本身存在的目的，那么，完全把稳定视为政治任务的认识偏差，难免走进投入和效果之间“南辕北辙”的维稳困境。

　　再次，利益表达和维护稳定在法治上的有机统一。法治和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正义，而正义的实现需要充分的利益表达，利益表达顺畅和社会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表明，疏通和健全利益表达机制至关重要。《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 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宪法精神的贯彻执行是宪政的基石，维稳机关舍“宪法”求“办法”的错误做法不免造成维稳代价的日益增大。

　　最后，破解“维稳怪圈”的关键在于依法解决权利贫困。实质上，“维稳怪圈”提醒我们的是维稳在三个地方出现了偏差：方向上、依据上、办法上。方向上的单纯追求表面上稳定，依据上的凭借一腔政治热情，办法上的启用全部既有资源，都和法治语境下的正义秩序、宪法法律、权利救济相违背。“无救济则无权利”，维权才能维稳，实现的路径在于依法完善权利救济渠道，尤其是广大农民工及城市弱势群体的权利维护，使积贫积弱的权利尽快走出贫困境地，让权利和尊严的阳光驱散困扰稳定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