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朝鲜半岛上一个典型的私塾。(南方周末资料图片)

李周美 北大历史系在读博士 本报记者 柴春芽/摄

慎荣树 中韩建交后第一批来到中国的韩国记者之一 本报记者柴春芽/摄

李元烨 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元烨 本报记者柴春芽/摄

　　韩国人心中有恨，那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大恨。如何把这种大恨转化成乐观与豁达，是韩国的一个新课题。

　　韩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泛而言之即国民性，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此我们采访了三位韩国学者。

　　急性子的半岛性格

　　对于同胞的一些激烈之举，慎荣树先生说：“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这是韩国人面对危机时的应激反应。尤其是面对大国时，以韩国之弱小，一般的抗议是不会引起重视的。”他的语气中夹杂着复杂感情。

　　慎荣树今年62岁了，他把生活着三四万韩国侨民的北京望京住宅区称为“KOREA　TOWN”(韩国城)，在这个“TOWN”里，他操持着名为《北京通讯》的韩文内部刊物。作为中韩建交后第一批来到中国的韩国记者，慎荣树曾担任过“在中国韩人会”的会长。

　　“从我的年龄和阅历来讲，我知道这其中的偏激。”在汉城大学读书时，慎荣树曾积极参加反美活动，如今年过耳顺，反思过去，他深知个人情感与国家利益之间经常发生抵牾，“可人都是有感情的啊！不表达出来会很痛苦啊！”

　　所以对于断指和自焚，慎荣树的态度是不参与，不支持，可也不反对。

　　“韩国男人是激烈的，韩国女人也一样。”娇小玲珑的李周美今年虚岁三十，新婚燕尔，目前在北大历史系读博士。

　　“断指和自焚，我肯定不是那样的人，但我非常理解，非常非常理解。”李周美沉吟一下，抬头直视记者，再次确认道，“为了国家，我相信韩国人什么事都会做出来。”

　　慎荣树和李周美不约而同地将韩国人的这种性格表述为一个中性的词语———“急性子”。而39岁的北大历史学博士、现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元烨先生则将“急性子”命名为“半岛性格”。

　　朝鲜半岛地势狭长，偶有风吹草动，马上波及全国，如果发生战争，没有万里长征和持久战的回旋余地。回顾历史，每次外国军队在仁川登陆成功，都意味着朝鲜半岛命运的彻底转变———第一战往往就已经是背水一战，让一步就是自投太平洋。所以，面对同样的事态，韩国人的危机感、不安感、焦虑感要比很多国家的人严重得多。

　　时空感受的局促与压抑，把韩国人催成了急性子，说干就干，干就务求毕其功于一役。韩国人生活的每个细节都急。李元烨说：“在韩国的中华料理店，经常看到韩国人在喊，快点，快点！即便是请客，我们也很少有一顿饭吃上三个小时的。”

　　李元烨还认为，从朴正熙到卢泰愚，长期的军人政府统治，形成的军人作风，对韩国国民性格也有影响。

　　李周美说：“我们(在华韩国留学生)给中国人起的外号就是‘慢慢地’。慢走，慢用……为什么要劝人慢呢？”

　　急性子，使1960年代朴正熙政府仅用了5个月就建成了汉城到釜山的428公里长的高速公路；使韩国几十年内从不发达国家变成了朝气蓬勃的新兴工业国。

　　而从负面来讲，急性子就容易缺乏长远计划，往往被冲动的情绪所左右，变幻无常。“钱多时盲目冲动地投资，至少是韩国经济危机的一个原因。”李周美说。

　　急性子的极致表现，就是断指和自焚了。这些举动虽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但却是最直接、最快捷的。

　　三位受访韩国学者认为，如设身处地，则会发现其中人性的共通。苏联卫国战争的莫斯科保卫战，“不能后退了，身后就是莫斯科”，情势所致，俄罗斯人与韩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也会如出一辙；中国古人，人为制造破釜沉舟的局面，求的也是那份决一死战的心态。韩国人不是不懂得“来日方长显身手”的妙处，但条件所限，他们必须立刻就“甘洒热血写春秋”。

　　半岛性格并非受到彻底赞美。李元烨认为，庆尚道(韩国东部省份)之所以能够产生朴正熙、金泳三、卢武铉几位总统，就是因为庆尚道人善于迂回与妥协。

　　虽有此反思，韩国人对于决绝与断然的认同，仍明显高于对冷静和妥协的认同。并非世界上所有半岛居民都是急性子，所以极端形式的抗争仍属韩国文化特色。

　　然而韩国人的个人奋斗和个人牺牲，并非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价值实现所能解释的，他们更愿意把自己视为家庭成员中的牺牲者，这就是下一个话题了。

　　孔子死了？

　　“韩国各地人的性格很不一样，”李元烨说，“汉城人比较普通；高句丽人是北方人，凶猛、刚烈；全罗道人比较淳朴，但容易被骗，庆尚道人一直可以压服他们；而庆尚道人容易妥协……”但几个韩国人到一起，首先会互相打听年龄，然后兄弟相称，马上就有了天然领导，马上就会形成团队。“只要在汉城街头树一杆大旗，不愁没人跟你走”。

　　慎荣树则说，没有团结，就没有国家、没有民族。他认为，在韩国儒家思想占有绝对优势，韩国人是最具儒家气质的民族……随后以征询的语气问记者：“韩国的儒家气氛应该比中国浓吧？”

　　按其描述，整个韩国就是一个可以根据形势、随机缩放的大家庭，每个韩国国民都是家庭中的成员，每个成员都自觉地按照儒家的伦理秩序，安然履行着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李周美就更具有儒家标本意义了。她是韩国大儒李退溪的第17代直系后代，在韩国思想史上，李退溪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朱熹。“退溪家族的直系后代称作‘真宝李氏’，旁系后代称作‘真成李氏’，‘真宝李氏’有三百多人。”李周美显得很自豪，“我的家训是‘做一个像模像样的人’，也就是‘士’。我父亲经常说，士是为真理而活着，活着就要立身扬名。”

　　李周美的父亲是一家博物馆的馆长，她从小读经，写得一手漂亮的汉字。李周美7岁时，父亲叫了她三声，而她没听到，结果被训了一整天。此后只要在家，李周美就总要处于待命状态。

　　在北大，李周美曾因师弟师妹们直呼其名而严厉地说：“要么你叫我师姐，要么你就别叫我！”师弟师妹们吓了一跳，从此叫她“美姐”。做“美姐”的代价，就是李周美必须以身作则，成为师弟师妹们生活和学习的楷模。

　　记者问：“这样你不累吗？”李周美说：“我没什么，李师兄(李元烨)更累，他是我们的开拓者和老大哥。”

　　“美姐”受访时，一个韩国小师妹坐在她的身边，一言不发地倾听着她的发言。李周美说，在韩国，晚辈当着长辈的面喝酒喝茶，必须转过身去。小师妹就频频点头，以示应和。

　　李周美说，今后自己肯定会像父亲教育自己一样教育子女。

　　除儒家外，韩国拥有东亚人口比例最高的天主教徒，但用李元烨的说法，那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下的宗教信仰”，儒家无处不在。

　　李元烨说，上学时从来没想过反对老师。如果有人反对老师，别人就会反对你。你是在破坏一个大家公认神圣的、生存于其中的秩序，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同样道理，谁乱扔垃圾，胡乱喧哗，就会被认为是家教不好。个人尊严受损事小，可怕的是整个家庭和父母都遭到鄙视。

　　虚岁刚到三十的李周美说，自己读高中时，男孩子可能不听老师的话，但没人敢公开顶撞老师。她认为《我的野蛮女友》是搞笑的，是因为罕见才会被拍成电影：“如果按照张艺谋的电影来理解中国，肯定是不行的，那只是一部电影。”

　　三位受访者都肯于承认儒家文化的正面作用。

　　“中国人说为了孩子读书宁可砸锅卖铁，韩国人说为了孩子读书宁可卖掉农具和耕牛。”慎荣树说。慎荣树出生于农村，家里弟兄八个，他是长子。他的父亲后来到汉城做建筑工人，省吃俭用把他供上了汉城大学中文系。慎荣树认为韩国教育的普及和发达应归功于儒家重教的思想。

　　儒家思想在经济上的成功也是得到承认的。敬业乐群，现世态度，积极进取，勤俭持家……尽管总有人论述信点啥可以使人产生难以想象的高尚情操，但儒家后代不会在跪地磕头上耗费过多的体力和智慧。

　　在国家精神上，儒家讲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一旦国难当头，全国同仇敌忾，韩国经济危机中的献金运动就是明证。

　　儒家思想提供的社会凝聚力也得到了正面肯定。韩国工人运动如火如荼时，无论工人和资本家，都喜欢把劳资矛盾描述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李元烨读仁川大学时，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迫退学。反思过去，他说：“年轻时做的事大方向是对的，但代价太大，肯定有比较缓和的解决方案。”

　　韩国人也在对儒家思想进行反思，也曾有人模仿尼采的“上帝死了”提出“孔子死了”，但对儒家思想始终没有全盘否定。

　　慎荣树说，对儒家的反思，应该起源于朴正熙时代。朴正熙时代的作家李御宁批评儒家重名分、轻实利的思想。他第一次告诉韩国人：曹操比刘备伟大。“当时连韩国女工的背包里都会有一本李御宁的书。”慎荣树说。在经济建设运动中，儒家思想家打破“士农工商”的传统排序观念，承认商人如果具备了高尚情操也可以被称为“士”，儒家也就以涵盖的姿态顺应了时代潮流，而不是作为敌对势力被驱逐出局。

　　李周美反思道，儒家思想往往导致亲情大于是非，进而形成朋党政治：“如果你是我的人，不问青红皂白，站在你的立场上！”然而李周美又说，哪个国家没有朋党政治？因为具有强烈的情感，所以谁一旦被韩国人视为敌人，则家仇国恨交加，断难轻易解脱，这也是情感社会的一个特征。

　　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儒家思想与权威主义之间有着绝对必然的联系，容易扼杀个人自由和创造力，在这点上韩国人的反思比较多，比如对朴正熙的评价。

　　李周美说：“国外都承认朴正熙是韩国经济起飞的英雄，但韩国人评价他时首先会说他是民主的敌人。”李周美认为，这是因为现在韩国人难以接受一个比自己强的英雄，是一种反权威主义的表现。谈到最近朝鲜主场和巴林进行的世界杯外围赛，李周美说：“当足球踢到巴林的半场，全场一样的动作，一样的口号……感到很机械，又有点悲哀。”然而从另一方面讲，这种类型的国家中，只有这一个能够做得如此彻底。无论向哪个方向走，权威主义的力度都是巨大的，换个思路，如果这种精神用在经济建设或制度改革上呢？

　　男尊女卑也是正在反思的问题。李元烨说，以前韩国男人回家，只有三句话，“我回来了”，“吃饭吧”，“睡觉吧”。有孩子的也许还会问一句：“孩子怎么样？”刚来中国时，李元烨很吃惊，中国男人做饭，洗衣服，买东西，什么都做。慎荣树则认为韩国女人地位其实很高，因为男人挣钱都交给女人，所以值得羡慕。而身为女性的李周美博士说，自己结婚后不会回家当家庭主妇，以后还是想在学校当老师，这样才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