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8日　至　7月4日　周内出版的《书刊报》，摘编发表丁冬先生登载在《文史参考》上的文章：《王洪文的腐败生活》。丁先生文章中所写的那些事实，在下无异议，只认为标题应改为《一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腐败生活》，因为文中揭发的王洪文“腐败生活”，全部发生在中共中央副主席任上。　　

　　丁先生写这么一篇文章，想告诉人们的无疑是：“四人帮”不但是反革命，生活也腐败。但实际上，文章倒问人们传播了一个意思相反的信息：那个时候官场非常清廉，包括那些被超常规选拔上去（或曰“造反起家”）的新官也不腐败。丁先生告诉人们：　　

　　一、那时候官俸很低，升官不发财。丁先生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原来月工资67元2角，到中央工作后还是67元2角”，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原来没有工资，在大寨挣工分，大寨每个工分1元5角，一个月出满勤是45元。陈永贵除了继续挣大寨的工分外，山西省每月补助他100元，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1元2角的生活补助费，一个月36元” 。中央（古代叫“朝廷”）的新官拿这么一点钱，国家用这样的方式给他们发工资，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是绝无仅见的。　　

　　二、他们都比较自律。丁先生说：“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吴桂贤原来不知道这个规矩，就喝了茶，知道这么规矩后，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了。……陈永贵在消费上也比较克制，接见外宾收到一些计算器之类的小礼物，他都上交。” 　　

　　丁先生抖出这样的材料，显然不是要赞扬文革，是为了衬托王洪文生活“腐败”。王洪文在生活上也确实没有象他的同僚吴桂贤、陈永贵那样严格要求自己：　　

　　一、丁先生说：“王洪文原来月工资68元”，“上海方面也给王洪文生活补助”，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张敬标说，“洪文处是每个季度给点钱，……有几百元”。　　

　　二、免费享用企业试制品。丁先生尽其所能地罗列了上海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马振龙送给王洪文“试吃、试穿、试用、试玩”的轻工新产品：“从香烟、酒类到糖果、罐头，从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到录音机、电视机……高级瓷器、玻璃器皿……高档食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渔猎用具……”王洪文究竟“试吃、试穿、试用、试玩”了多少产品，价值几何？除了已经吃掉的以外，其它大致应该原物还在。“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后，王洪文的办公室，在北京和上海的住处不用说是被查抄过的，应该有记录单子，张敬标按季度给王洪文几百元生活补助，也应该有财务凭证，丁先生为什么不如实公布出来呢？丁先生语焉不详，是不是要给人们留下想象空间？　　

　　三、丁先生说：王洪文“当了中央副主席后，并没有量入为出”，他“爱打猎，爱钓鱼、爱看电影过路片、爱请客。1974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开了三天，他就宴请上海的中央委员两次，一次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厨师做中餐，一次是把上海锦江饭店的名厨调去做西餐”。　　

　　四、丁先生说：“王洪文爱喝茅台酒，被捕以后还从他办公室酒柜里发现不少整瓶茅台酒。”这些整瓶茅台酒是从哪里来的？丁先生说：“当时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卖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一个中央副主席，用自己的菲薄收入买宴会上吃剩的酒喝，有失身份可以说，腐败的帽子恐怕扣不上。　　

　　丁文揭露王洪文“腐败生活”的文字，已纤介不漏搜集在帖子里，王洪文的“腐败生活”，也可能仅如丁先生所揭发的而已。翻遍“四人帮”罪行材料，包括叶永烈先生于2009年4月发表的182万字的巨著《“四人帮”兴亡》，未有一言说王洪文有贪污罪，有来源不明财产罪，这个当时还年轻的副主席，也没有任何桃色新闻。　　

　　中共十大选拔了三个工人和一个农民直接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他们是王洪文、吴桂贤、陈永贵和倪志福（政治局候补委员），丁先生的文章写了其中三人在当时的现实表现。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拔尖新官们，不管是中央的、省部的，还是地市的、县区的，还是乡镇的，如果都能象吴桂贤、陈永贵那样，或者 “腐败生活”只达到王洪文的水平，我们现在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还用得着如此辛辛苦苦地反贪反腐吗？　　

　　为什么那时候的官场能比较清廉，丁先生在无意中说了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干部受群众监督，受下级监督。丁先生说，“徐景贤1975年3月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说，‘洪文同志每个季度送些钱……我曾经问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指张敬标）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徐景贤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和王洪文同属造反派。